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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之才:
难忘在“知青办”的日子
□丁之才/口述 葛珺 李雨桐 程堂义/文 高勇/图

    ○中学毕业生积极报名下乡

    ○丁之才老人祁门之行记录知青们下乡情况

    ○合肥知青座谈会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那是一段短暂且难以忘怀的特殊岁月,在当时中国的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涉及“知青下乡”的。知青岁月是艰苦的,知青生活是简朴的,知青人生是难忘的。作为当年负责“知青”上山下乡及进城安置等工作的“市知青办”工作人员之一,今年77岁的丁之才老人见证了那段不同寻常的岁月。

    1

    “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

    我1960年从皖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合肥十中任教,1972年被调到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以下简称“市知青办”)工作,因而有机会直接感受到全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

    合肥市首批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约在1969年春。我记得省暨合肥市在省体育场召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时任省革委会主任李德生同志等领导亲自出席欢送大会。会后,李德生同志还亲自带领车队护送知识青年到淮北农村插队落户,从而拉开了合肥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虽然我当时还不在市知青办,但我作为送学生的老师有幸参加了这次大会。不过,早在1956年前后,全国就涌现出一批如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自愿下乡的热血青年代表。在这个背景下,在团中央支持下,1964年和1965年,合肥有几十名高中毕业生满怀激情先后奔赴岳西县和祁门县山区插队落户,后来人们称这批热血青年为“老知青”。我调到知青办后还专门去岳西和祁门采访过他们。

    “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认识基础上,一部分学生满怀激情带头写决心书,积极报名上山下乡,要干出一番事业来。除了1969年毕业的中学生,1966、1967、1968年毕业的初、高中生也得积极参与,这部分人后来被称为“老三届”。由于学生的家庭情况不尽相同,学生本人的身体状况和思想认识也有差别,同时家长的认识也有个过程,故而有部分“老三届”的学生没有首批报名下乡。送走了首批知青,这个遗留问题就移入社会,当时由全市各系统、各单位进行动员,这些系统和单位均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在市知青办的统一规划下,专门负责本系统、本单位的家属知青动员工作。学校则有接纳小学升初中、部分符合条件的学生初中升高中的招生任务和教学任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1971年的初三毕业按计划未能升入高中的学生,1974年新的高三毕业生,以及“老三届”少数青年仍在继续动员。因此我记得当我被调到市知青办的那个时期,年年都有知青下乡的任务。

    由于我当时在市知青办主要是负责宣传工作的,因而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父母积极支持子女下乡、知青积极报名下乡的感人事迹。

    1974年的一天上午,从安徽医学院知青办公室里,传出坚定有力的话语:“我和孩子的母亲坚决支持晓兰下乡……”这是时任院党委常委、老红军江烈涛同志,在为高中毕业的女儿江晓兰报名下乡。江烈涛有两个孩子,1968年老江就把中学毕业的大儿子送到乡下去。这年小女儿晓兰高中毕业,他又和老伴商量,决定把她送下乡。江晓兰也十分赞同父母的决定,她是很有思想基础的。几年前,晓兰见哥哥到农村去,胸前戴着大红花,受到人们的热情欢送,心里非常羡慕。她当时就向父亲表示:等我长大了也到农村去当个新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老两口看到女儿有立志务农的思想,心里很高兴。于是不顾自己老夫妻俩年老需要人照顾,毅然为女儿报了名。晓兰走的那天,同样胸戴大红花,身背背包,踏上了新的征途……老红军江烈涛积极带头送女儿务农的先进事迹,当然很快在安徽医学院内广为流传。

    2

    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

    合肥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地区比较广,南到东至、徽州、岳西,北到阜阳、宿县、凤阳,以及本地的长丰、肥东、肥西、郊区,省、市农林渔场等都是安置点,如果家庭有特殊原因能有原籍接收证的也可以回原籍落户。在安置地区的选择上,从家长角度来看,当然离合肥越近越好,这样便于探望。一时间,郊区、肥东、肥西、长丰等地成为下放热门地区。

    那时,合肥市对知青下乡的安置工作是非常重视的,不是把知青送下乡就不管了,而是定期派遣带队干部到知青插队的地区驻点,并进行轮值制度,也就是常年有带队干部在驻点地区,一方面帮助,协同当地公社安排知青生活、政治学习、生产劳动;一方面倾听知青的反应,尽量帮助他们解决存在的问题。市里还不断组织慰问团下到知青插队地区,一方面进行慰问,一方面听取他们的意见,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这些工作也使知青们感受到,他们在农村献青春,以自己的劳动战天动地,建设新农村是有意义的。当时不断派出的慰问团到知青插队地区,把党的温暖送到知青心坎里,对知青安心扎根农村、振奋精神,起到了促进作用。

    合肥许多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农村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虚心向农民群众学习,通过农村的生活和生产劳动的锻炼,获得了许多实践知识,并通过自己的文化知识服务于农村。他们有的担任了公社党委书记、副书记;有的担任了生产队长,成为了建设农村的骨干力量;有的担任会计、赤脚医生、民办教师;有的成为生产能手,在培育良种、改良土壤、试制新农药等方面作出成绩,成了建设新农村不可缺少的人才。又如上世纪70年代后期,阜阳地区有一项水利工程,即插花节制闸急需建设,由省水利建设安徽公司第四工程队承建,为了增加建设的力量,合肥市在阜阳地区插队的知青组成二组队伍开进水利工地,在师傅们悉心教授下,知青们很快掌握了操作各种机器的本领,独当一面,加快了工程进度。

    随着形势的发展,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上山下乡运动已接近尾声。那时,城市已逐渐不再动员知识青年下乡了;对已经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开始允许知青以招工、升学、病退、顶职、独生子女、家长身边无人照顾等各种名目逐步返回城市。紧接着政策又有了宽松,下乡插队的知青,愿意回城的都可以返城。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要求妥善安置知青回城就业问题。对于返城知青的安置,除了企业招工安置、顶替父母退休的岗位外,也有参军、升学的。但是仍有不少返城知青没有工作,他们和当年符合有关政策留在城市的闲散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统称为“待业知青”。

    据不完全统计,到了1979年的时候,合肥市待业知青约有30000人。为了安置这些待业青年就业,合肥市广开就业门路,首先安置了25000人;后又继续开辟多种渠道,无论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甚至事业单位、街道都要力所能及为待业知青创造就业条件,从而逐步使余下的待业知青获得了安置,使他们分别走向各类行业,多种岗位,全部得到了就业机会。    

    3

    带有浓厚时代色彩的名词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下乡知青通过各种途径大规模回城,一时间形成一股大潮。最初回合肥的途径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考取大学,当时叫工农兵大学生;二是在外地参军,转业后回来;而数量众多的普通知青,只要户口还没有离开农村,只要还没有结婚,只要没有在当地安排过工作,都可以回到家乡城市。

    合肥知青回城高潮是在1979年前后,当时每个区的知青办门口都排着长队,他们朴素的想法就是先把户口迁回来。至于能不能落实工作还是下一步考虑的事。而在此之前,只有独生子女、父母有多子女却没有一个在身边的、革命烈士子女、革命伤残军人子女才可以返回城里。

    当年知青政策性留城,不仅要由个人提出申请,单位、街道初步审核后报到市知青办,还要经过严格的终审。有一个细节就很能说明问题:当时市知青办有自己的医护体检人员,专门对因病留城知青进行复检,弄虚作假的要受到严肃处理。

    当时的待业青年除了一部分回城的知青外,还有一些身体残疾或者属于独生子女等原因留在城市的知识青年。待业青年就业在当时也是个严峻的问题,为了给这些人安置工作,政府要求各单位首先要自我消化,然后才是交叉吸收。广开就业门路,安置待业知青成为当时每个行业和政府机关的头等大事,一大批“知青厂”、“知青服务部”等带有浓厚时代色彩的名词出现了。

    经历一段时间的待业,这些知青对新得到的工作都特别的珍惜。我在当时曾拍过许多照片来反映知青回城后的工作状况,例如,在长江小吃部伙房,两位青年正在娴熟地配菜;原西市区蔬菜合作商店的豆制品车间,工人正在紧张工作;益民街道的老师傅,在教新招收的员工学习制作皮鞋的技术;修配铝制品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几个青年就在一家街道网点里专干这一行……那时因布置宣传橱柜的需要,我连续多天跑街道串小巷,在工厂、街道拍摄安置待业青年就业情况。当时合肥企事业、街道等单位都把安置知青就业作为一项光荣的事情来办,因此都很支持我的拍摄工作,知青们对我也很配合,有的还为我出主意,介绍他们学技术和干的活儿应该怎么拍才能突出主题,反映精神面貌。那时,我看到的知青们精神焕发,学技术和干活都非常主动认真。

    1979年9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停止的时候,合肥市召开了一次上山下乡知青代表座谈会,他们都是来自长丰、合肥郊区、农林渔场的下乡知青代表。我当时旁听了这次座谈会。那次座谈会知青代表情绪很高,纷纷谈了收获,展望了前景,决心让青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中放射出绚丽的光彩。虽然他们不知道后来是否回城,但是农村这段难忘的岁月和经历,是值得怀念的。         

    ■人物简介

    丁之才,193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1956年考入皖南大学生物学专业(安师大前身);1960年毕业后分配在合肥十中任教;1972年调至合肥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负责宣传工作,其间拍摄了大量反映知青生活的照片;1981年知青办撤销后调至合肥市政府办公厅工作,直到1997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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